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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剧收入超过1亿元，

900万元购买收视率

收视率造假调查

●评级造假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就存在，之后在资本的影响下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诈骗行列，或成为电视诈骗的帮凶，或直接成为诈骗的主谋。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有两种:一种是污染样本户，另一种是篡改数据。

低收视率造假乱象冲击了整个影视行业。尤其是2012年之后，大量资本进入，大量新公司没有创意资源。然而，通过购买收视率，他们迅速占领了半个**，老制作公司不得不跟进。整个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合理下降。

●解决这种乱象的关键在于将数据资产收归国有，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归政府手中。同时，政府部门要引导社会改变“唯评级”的评价方式。

“90%以上的电视剧都买收视率，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大毒瘤。”四五年来，李一直在各种公开场合表达这一观点。让他感到难过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癌症还是没有被剜出来。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的导演、《人民的名义》的执行导演和总发行人，李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意味着什么。2017年《以人之名》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还在纠结是否买收视率，但.终放弃，用3000万元宣传推广。令人高兴的是，《人民的名义》的收视率很高，这也是李向收视率造假宣战。

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李与《法治日报》记者聊起收视率造假事件时，眉头紧皱，沉默良久。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虚假收视率必须以人的名义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这种恶流”；现在，他觉得自己是在与陷进陷阱作斗争，但如果不斗争，他可能会眼睁睁看着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资本助长评级欺诈。

被污染的样本家庭篡改数据

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隐秘的“潜规则”。2016年《..私房菜》爆红，因不买收视率被严重撤档，中国电视剧制造行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位制片人代表激动地表示买了收视率。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观看某一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总观众的百分比。假设A市场有100个观众，如果其中有10个人看某部剧，那么该剧在A市场的收视率是10%。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刘雁南曾写道:收视率是通过调查获得的，调查获得的收视率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系列指标，其中收视率是.具代表性的指标。

她在文章中介绍了产生评分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规模(**、省市或市级市场)和受众特点，确定抽样框架，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从中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户，形成300户、500户以上等固定的收视率调查样本群，旨在通过样本推动全人群。然后，请样本家庭的每一位成员在看电视时，通过按下按钮或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自己的观看行为。.后调查公司会收集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然后按人(不是按户)得到收视率。

据李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存在，之后在资本的影响下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逻辑上不难理解:电视台获得的高收视率广告越来越贵，制作人可以更快地从电视台拿回钱(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给制作人一部分钱)，而广告商可以上交高收视率。

2018年9月，导演郭靖宇在微博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影视剧《念叨》因为不愿意花钱收视率，被电视台搁置了很久，成本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可信度就受到广泛质疑。

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没有多大改善。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于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说，它卖了1亿多元，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我赚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

在李看来，与购买评级的成本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职业欺诈组织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诈骗行列，或成为电视诈骗的帮凶，或直接成为诈骗的主谋。

“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为生产公司。这些公司的制作水平有限，但不管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如何，他们的节目收视率都不低。”李透露，这些公司与实力雄厚的生产公司有着深厚的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赚钱，赚大钱。

曾参与多部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对收视率做了细致的研究。他发现，近年来，过去躲在暗处专门购买观影和污染样板户的第三方机构变得更加明目张胆。

“这些第三方机构变成了所谓的‘宣传公司’，声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传播到**各地，观看效果会达到多少，一周之内就会见效。然而，真正的宣传团队不敢**收视率，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少收视率。”郭明说。

与收视率造假主体的增加相对应的是，这几年的造假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有两种:一种是污染样本户，另一种是篡改数据。

例如，李说，一个收视调研机构有上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各省，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只有几百个。他们在这些样本家庭的电视上安装类似机顶盒的观看测量仪器，然后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样本家庭数量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者提供了“便利”。

“比如北京有500户样本家庭，有一部电视剧想提高这方面的收视率排名。只要找到并操纵10个样本家庭，这部剧的收视率至少可以提高0.5个百分点。”李对说道。

如何具体“操纵”？他告诉记者，造假者分析了收视调研机构发布的数据，分析了样本户集中的区域，并对该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邮箱、电梯、广告位等社区媒体，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一些造假者在获得样本家庭的信息后上门进行游说。他们有的直接给钱，有的送大米、花生油等日用品。

“样本户已经成为一个灯塔，这是每个人竞争的对象。样板户每年都有不少收入，一些剧的总成本有20%左右到达样板户。”李指出。

与购买样本家庭相比，有一种更**的方法来伪造评级——篡改数据。

郭明透露，一些假公司不惜代价，通过黑客手段干扰从样本家庭上传到服务器的数据，就像电影窃取票房一样，“窃取”收视率。“比如一个样本家庭看的电视台是A电视，但它的测量仪器输出的数据变成了B电视。这样，收费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率排名前三，价格可能高达每集50万元。”

评级变成了福利所需要的。

购买评级是行业痛点。

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然屡被曝光，但越来越糟。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制片人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生存？

曾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曾健(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经成为现象级的电视剧，他们评价交付价值.重要的标准就是收视率。在与电视台签约前，广告主会根据电视台各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如果收视率达不到预期，电视台将直接被“踢出局”。一些广告商也会在广告合同中注明要达到的评分，评分为1和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

“目前在中国，大部分电视台的年收入还是靠广告收入，广告商谈的是收视率。对于电视台来说，只有提高收视率，广告收入才会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来评价电视台。这样，电视台必然会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

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与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结果，压力被传递到生产公司。

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与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对赌协议”。所谓“赌”，是指卖剧时，片方必须向电视台做出收视**——该剧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的收视率值，这样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买款。否则，按约定比例扣钱。

“比如40集电视剧一集的价格是200万元。协议中承诺电视台平均收视率在1以上，每低0.1个收视率就扣除20万元购买一集。实际播出时，这部剧的平均收视率只有0.9。根据条款，每集20万元相应扣除，.后800万元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个办法，双方设定一个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不这样做，制作公司就会血本无归，一无所获。

事实上，早在2016年6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发布文件《**省级电视台签署遵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观众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公布之日起，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再签订定价条款和收视率、收视率议价条款。”

然而，上述公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行业协会曾提出，电视台签署禁赌公约后，播出机构不得不承受收视率对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

李还告诉记者，在过去，出版商和卫视签订了两个版本的合同，其中一个是公开合同，对收视率没有要求。另一份合同有具体要求。现在更多的是双方违约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值要求，转播方可能会延迟付费和返场时间，有的甚至会扣钱。

“收视率无法**，这就迫使制作公司购买收视率，否则就无法及时结账。有些电视台会预付一部分钱来购买收视率。比如单集给了80万，就是让你拿80万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说，一些**电视台每集花70万到100万元买收视率，还有一些电视台每集花30万到50万元，基本上抢走了一部电视剧的利润。

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给整个影视行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2012年之后，大量资本进入，大量新公司没有创意资源。研究市场后发现，虽然不会拍，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就用这种方式打败了资源丰富、经验丰富的老牌公司。市场被这些不会拍电影的公司抢占，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整个行业都被收视率绑架了，电视剧水平的下降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部剧不错。

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

改变“仅评级”的现状

为整治收视率造假顽疾，**广播电视总局自2019年起推出了一套“组合拳”。

2019年底，**广播电视总局的节目收视率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合电视节目多频道、多样化观看模式的新趋势。

2020年4月，**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条例》，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要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做好收视率(点击率)统计工作，监督数据的收集和发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收视率(点击率)。

在汪海林看来，这是纠正虚假评级现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种乱象的关键在于数据资产的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电影基金办手中，也就是掌握在**手中，所以中国的电影票房是相对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了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现在广电总局推出了大数据系统，这也是把数据统计权收回给**的一种努力。互联网数据由私人商业组织控制。这些组织制造和使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投机，破坏了市场经济。因此，迫切需要从政府获得互联网数据权利，实现国有化。”

据李介绍，除了**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目前还有《人民日报》的人民观察榜。“两个平台都使用大数据，所以我们不能人为篡改数据，也不能造假。我们建议卫视采用。”

从事娱乐行业研究多年的北京律师恒力指出，目前的收视率法律法规存在不足。他建议立法机关应该更严格地考虑真实的评级是什么，以及如何计算。

“要想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法律法规需要明确，而什么是收视率的法律意义。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实际上对“收视率”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指南》在**标准中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一标准只针对电视(转播权)，不适用于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在目前要普及和广泛得多。”恒力说。

恒力呼吁政府部门引导社会改变“唯评级”的评价方式。“**《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早就强调‘要关注市场机制和市场需求，但不能只关注票房、发行量、收视率和流量’。然而，到目前为止，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作品’的评分几乎仍是..可量化的评价因素。”

李终于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上:“只要你准备好了以后拍电影、拍电视，你肯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只能努力做质量。有好作品，资本在追你。”

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虚假收视率的希望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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